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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秉常，字尊五，年出生于宣威板桥邱家屯一贫苦农民家庭，年进本村小学，年考入板桥两级小学，年毕业。年9月，日本投降后，率部进入越南参加受降，滇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副军长职，领中将军衔。
年退役回宣威老家。年1月任宣威县县长。年3月任曲靖地区行署副专员，先后当选为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云南省政协委员。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5月在云南曲靖去世，享年76岁。
凄惨童年
邱秉常，字尊五，年出生于宣威板桥邱家屯一贫苦农民家庭，三代读不起书。年，邱秉常进私塾念书。年改读新建村小学。年考入区立板桥两级小学。因家境贫寒，中午放学，其他同学回家吃午饭，他常强忍饥饿在校苦读，因而各门功课较好，尤以国文、历史、体育为优。其间借阅《三国演义》、《新列国志》、《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又听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许多传闻，使他萌发爱国思想。
读书期间，家中连遭不幸，老祖母、爷爷、奶奶等相继去世，又逢天灾，全家负债累累。父亲曾因欠租被族中权势者杀伤。不久，佃主又趁火打劫，到地里抢夺仅能收获的一点包谷，母亲被打伤，父亲被人用镰刀逼得连连后退跌倒在地。此时，邱秉常情急智生，抓起石头砸伤佃主，拉着父亲逃离现场，在穷苦村邻保护下，幸免于难。然而粮食被抢，衣食无着，全家只好靠野菜度日。一次，母亲心疼上学的儿子，给他弄了一碗清麦粒磨成的碾针，饥肠碌碌的邱秉常端起碗时，发现锅里煮着野菜，即默不作声地将碗里碾针倒在锅里。年，他高小毕业，因欠交一元伍角学费，被学校扣发毕业证。
立志参军
凄惨的童年生活，磨炼了他倔强的性格，立志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现状。年，他随父亲到江川帮工。年底，转到昆明，用父亲帮工得来的三元钱报考昆明军士队。因身无分文，不能在昆明等候录取结果，找熟人借得路费回家。年6月，又向人借得路费，再次外出谋生，做小生意得点钱又被土匪洗劫一空。读书无钱，做生意失败，时运不济，使他他下决心再次投考军士队。是年底，向熟人借得经费，终于考入昆明军士队，开始了戎马生涯。年底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军事教导大队任上士，后到卢汉任团长的靖卫三团。
年升任准尉司务长，随滇军入粤。年升任少尉排长，年晋升中尉排长，入广西作战，部队整编后升上尉连长。同年，在砚山与范石生部激战中负重伤，在昆明治愈后，于年底晋升少校连长，年升任中校营长。在云南军阀混战中，参与击败张汝骥、胡若愚两军，活捉张汝骥，为龙云重新统一云南立下战功，深得龙云、卢汉赏识，升任38军98师5团1营上校营长。年，在广西百色与陈济堂部交战中，再次负伤。回云南后，被委任巴撒队讯，心中不快，离队回家。不久，到昆明卫士大队任第二队队长。年初，任第一支队支队长，到四川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受训。8月，受训结束，被委任个旧独立营上校营长，并率部警卫五华山。曾率部参与围剿滇桂黔边富宁红军游击根据地。年底，任第二路军第三纵队一旅二团团长，年3月，随滇军到宣威虎头山围堵红军，并尾追红军到金沙江石鼓。同年底，因参与个旧锡矿发生的争尖子械斗，受停职处分，回家闲居7个月。
“七·七”事变后，调任60军师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年4月，参加台儿庄战役，防守运河一线28个昼夜。在国民党嫡系部队力图保存实力，节节后退，并乘机收编其他溃散的地方部队，60军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他所在的师顽强御敌，给敌以重大杀伤，经反复争夺，始终坚守阵地。因战功卓著，升任师旅旅长。年，升任新12师副师长兼36团团长，年，升任该师师长。因新12师归薛岳指挥，薛不让交职给邱。年他愤而回家，在昆明、宣威两地闲居三年。
从台儿庄战役到他愤而返乡，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派系林立，排斥异己的腐败现象，使他多年形成的报国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因他长期在龙云、卢汉部队，为龙、卢多次立下汗马功劳，与他们关系较好，年，又调他任云南暂编21师师长，率部驻个旧，以防日军进犯。抗战胜利后，他奉命率部入越参加受降。
忧国忧民
邱一生性情耿直，一本报国思想，厌恶阿谀奉承，数次弃职回家。龙云、卢汉为确保在云南的统治地位，数次惜才取用他。抗战胜利后，他本以为国家民族从此太平，而蒋介石却依赖美国主子的支持，决意发动内战。将滇军编为第一集团军，以调越受降之机，布置杜聿明派嫡系部队严密监视，不让其回云南，要开往东北打内战。为笼络人心，委以邱副军长职，领中将衔。半生戎马生涯的邱秉常，对国民党官场腐败、弱肉强食、勾心斗角的现状十分不满，预感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人心，失败已成定局。而共产党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起，就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主张，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全力投入抗日战争，虽遭到国民党的限制、监视和打击，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抗战胜利后，摒弃前嫌，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旨在避免内战，让中华民族休养生息。对共产党的这些做法和主张，他内心钦佩，深感共产党光明磊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他从越乘飞机回昆后，亲眼目睹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手无寸铁的师生遭到残酷镇压，他愤愤不平，认定宁反蒋也不反共。到昆领取退役令后，他心中忧郁，气愤难平，不愿到南京去领取退役费。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宁伯晋（宣威人）曾对他说：“去领来，你不要就捐出来。”邱一股无名火正无处发作，即大声说：“我不领，也不捐。”这时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横行，怕遭暗算，他即回到宣威老家邱家屯。
邱秉常一心只想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家庭面貌。当排、连长时，还清了一切欠债。特别是在广西作战负伤，上司将其缴获的两支手枪奖给他，抓住张汝骥的那次战斗又得手枪10多支。枪卖后，先后得了一笔钱，赎了旧地，置了新地，家境开始好转，逐步成为富户。对几家较穷的亲戚，他也给予了资助，帮他们买房买地，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邱家屯的土地，原大部属外村富户所有，土地瘦薄，管理较差，河道不畅，每逢涨水，一片汪洋，地界淹没，争执较大。收获物除去租税所剩无几，全村绝大多数都较为贫困。邱秉常有幸拜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论著，尤喜“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为官后，力求将本村范围的土地买回，使本村人能以安居守土。为根除水患，当营长时，即发动村里人打圩、修河，按各户拥有田亩投劳，一改过去平均分摊，侵犯穷人利益，治河未果的做法。结果不仅河圩打成，河道改直，还修了水库，使多年丢荒，十年九不收的薄沙地变成良田，群众广为称颂。
邱秉常当官后，家里有了钱，父亲置田置地，逐渐成为富户。这时已拥有田地余亩。但父亲变得贪心不足，常对邱秉常说：“银子要埋在田埂地脚才牢靠。”邱秉常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采取了缓、减、免的办法，将部分土地退掉，免了部分穷人的欠债，力劝父亲不要上门收债，不要逼人还债。并私下告诉—些借债人，叫他们不要忙着还，待有了还本就行了。一次，他气愤地将父亲放债的契约撕毁，生气地说：“想想过去，有了钱也不能对穷人太苛刻。”为这些，曾与父亲发生口角，对家里的田地，他将多数分给村里穷人种，对他们说：“丰年交租三成，荒年欠收就不交。”并打算待老人过世后，将多余的土地交给村上，租税用于办学。
他恪守“村顾村，邻顾邻”的信条，总想为本村穷人办点事。由于本村原先多穷苦人家，连村旁山场都被他村财主霸去，村里人找点烧火柴都要受他人之气。为这事连年告状打官司，但都以失败告终。他决心帮村里争回此山，后经人调停，对方付款元了事。所得款项他替本村买了一个山场，其余用于全村的公益事业。—次，县里盖武庙，一些有权势的绅士横行霸道，不付款，滥伐各地好树，邱家祖茔大树也在砍伐之列。村人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他得知后，到县府质问县长，县长无言以对，主办士绅向他叩头认错，使全村祖茔大树得以保存。为解决全村很多人家缺少耕牛，每逢农忙要投亲靠友，借债农耕的困境，他先后买了20多条耕牛分送给无牛的穷人家。
在对待家庭成员方面，他常引用“官子官孙，堕落子孙”的俗语开导他们，勉励他们勤奋自立。对弟弟和他自己的子女，他力图供他们上学念书，以期增长知识，练就本领，以自己的才能贡献于社会，不使其安守富贵，一事无成。他反对给他们找田置地，建盖房子，反对在田地文书上落他们的名字。直到年后，他才同意给弟弟分点土地，建了房子。
诚心报国
邱秉常回居故里后，表面上似乎过着闲静的生活，其实他的心里并不平静。反思过去，虽一本初衷，诚心报国，然而国家的命运并没有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好转。闲居中，他还得处处提防国民党特务的暗算。他虽深居简出，但却与中共地下党员耿介、周子安、傅发聪等常有交往。在与他们交往中，得到教益，使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对自己的亲属子女参与革命活动，他暗中高兴，加以支持。他的弟弟邱秉刚思想进步，曾参加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弟媳李琼莹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掉组织关系，但一直坚持革命活动）。外侄常丕义，子邱明，女儿邱淑静、邱淑华等均先后参加了党领导的“民青”组织（后都入了党）。昆明“七·一五”事件前夕，在云大念书的邱明曾向他提出，把家产献给共产党，他欣然表示同意。年“七·一五”事件中，常丕义、邱明、邱淑静等积极参加了昆明学生运动，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他到昆找原来的老同事、昆明警备区副司令马瑛和政工处长刘善述，得到的却是冷眼和官冕堂皇的大道理。他一气之下，直接找省主席卢汉，才使外侄和孩子得以释放。他们回宣后，成了他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党组织秘密将一些革命书刊传给他。毛泽东的 《论联合政府》 、《新民主主义沦》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以及《土地法大纲》等，邱都一一细读过。他还收听“新华社”广播。通过学习和收听广播，使他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时局的变化，心胸豁然开朗，开始从寂寞消沉中解脱出来，拥护共产党的各项主张，与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板桥西河年久失修，两岸良田被水冲沙压，当地群众苦于水患，但又无可奈何。板中党组织决定根治西河，为民造福，特请邱秉常出面主持。邱感到能为人民做点好事，义不容辞，便欣然应允。他利用与县长李悦立的同学关系，取得县政府的支持，发动群众，仅一个冬春，治河工程就圆满完成，群众免除了水患之苫，板中也恢复了农业基地，为学校筹集办学经费创造了条件。他还十分关心地方教育事业，常出面找本地乡镇长协商，解决学校教育经费，支持学校办学。对国民党地方官员的横征暴敛，他深恶痛绝。他从内心赞成共产党反“三征（征粮、征兵、征税）”的门号，公开支持板桥地区人民反“三征”的行动。他告诉板桥镇长吕福舜，要他拒绝执行县长李杰的“三征”指令。为此，李杰曲省政府告了邱的状，省主席卢汉派民政厅长安恩溥专程来宣威劝告邱。他针锋相对，乘机向安控告了李贪赃枉法、公开买官等罪行，要求省政府撤换李杰。年党领导的播中“九·五起义”后，宣威常备中队曾参与围攻建新村。他得知后，批评了三个常备中队长，向他们指出：县长李杰贪赃枉法，跟随李杰是没有出路的。一、三中队长李肇生、夏承熙接受了批评，常到邱的家中拜访，只有二中队长仍支持李杰，拒不认错。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云南地下党领导的反蒋武装斗争也不断发展壮大，形势对人民越来越有利。年底，滇东北地成立后，地委书记李德仁、副书记李天柱、委员杨泓光等在板中党组织派人陪同下常到邱家屯与邱秘密交谈。曾设想叫他出任宣威县长，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在宣威建立武装斗争根据地。邱爽快应允。时隔不久，恰好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给邱发来电报，要他出任宣威县长，并邀他上昆面谈。他及时向党组织汇报，经党组织同意，并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到昆见卢承诺了卢的委任，于年1月29日（大年初一）正式出任宣威县长，建立起挂国民党招牌，属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政权。
从年6月“六六分队”建立起，宣威各地反蒋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广大乡村已为游击队所控制。但就全省情况看，国民党的势力依然较为强大，加之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府已预感末日将临，在“和谈”幌子掩盖下，妄图拼凑所谓“西南防线”，偏安西南一隅，作最后挣扎，国民党部队不断向西南撤退，其嫡系26军就驻在沾益，与宣威近在咫尺，且公路畅通，便于机动。在共产党领导下，邱冒着风险，受命于危难之际，巧妙与敌周旋，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圩方面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党组织开展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仟务。
在人事安排上，他多次与滇东北地委委负责同志磋商，接受党委派的大批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经党做工作争取的统战人士在县政府机关任要职。以宣威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耿介任县政府秘书，地下党员张福崇任收发室主任。其它如警察、教育、财政、税务、建设等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和地处县城要冲的榕城镇长等均由常组织安排的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可靠的统战人士担任。
年2月下旬，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火昆支队进入宣威兔场，包围了大地主魏振家的家，迫其交枪投降。尔后部队直奔鸭子塘，包围了大地主徐鼎明家，徐亦交枪投降。地委和支队领导来到邱的家中，就永火昆支队活动范围、县政府人事安排以及两面政权的其它具体问题等再次与邱交谈。邱开诚布公地谈厂自己的看法和打算，表示坚接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切听从共产党的指挥。双方一致决定：为应付国民党省政府和26军，县城及县城通往沾益的公路沿线，表面上仍维持旧秩序，由邱负责了解敌人动向，向永火昆支队提供情报，供给部分医药，食盐等军需用品。永火昆支队和地方游击队不在上述地区公开活动，转向全县广大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政权；地委还就成立宣威县解放委员会和县临时人民政府等有关问题与邱交换了意见。3月15日，永火昆支队发布命令，成立宣威县解放委员会，邱为主任。4月中旬，中共宣威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邱化名高明任县长，杨泓光任工委书记兼副县长。这期间，滇东北地委多次在宣威县城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地区的工作。地委和永火昆支队在宣办了军政干校、后勤修械所、医院、印刷所。宣威县工委在县城办了社训班，并利用县政府收音机收记新华社新闻，出版 《挺进报》 ，及时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鼓舞斗志。这些都得到了邱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邱一出任县长，即扣押了贪赃枉法、民愤很大的前县长李杰；开监释放了无辜被囚群众，遣散了原监狱看守人员；逮捕关押了国民党常备自卫队副总队长帮会头目邓仲承、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义不思悔改的常备二中队长李玺尔、国民党宣威第二区分部执委陶应发。他还一再向党组织提出请求派干部教育改造县政府常备中队，使之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4月中旬，永火昆支队派出领导骨干5人，又从宣威县城几所学校抽调党员和“民青”成员38人到常备中队，分别担任中队指导员、分队政治服务员、小队政治战士，由耿介负责整顿、教育、改造常备中队。邱热情协助，积极支持。他召开中队长会议要求他们：“从今以后要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各中队应听指导员的话，没有指导员的命令，不得随便行动。”由于他的积极协助、支持和全体政工人员的努力，改造常备队的工作十分成功，使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斗争中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旧历三月初二，县城各校学生借东山寺传统庙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进行反蒋宣传，并派代表向邱秉常提出：要求严惩陶应发、李杰、邓仲承；阻止国民党26军到宣威抢粮。邱当堵场表示：不辜负宣威父老的期望，不辜负同学们的期望，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和“拥护邱秉常在宣威县当县长”的口号。对辱骂女生，用枪威胁学生的纠察队，破坏学生活动的国民党新兵营两个班长，邱把他们带到东门外加以训斥，意在教育后放归。但此二人态度恶劣，叫嚷：“我们是卢主席的人，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一身正气的邱秉常怒不可遏，当场将两个家伙枪决，打击了新兵营的嚣张气焰。尔后，邱亲自主持清算了李杰的罪行，令其交出赃款后放行；下令枪决李玺东、邓仲承；将陶应发送宣威支队公审枪决，还镇压了流氓贯偷曾小宝。对县城秩序进行了整顿，使县城很快秩序井然。
在军事上，邱始终与党保持密切合作，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不断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有关情报。他出任县长时向卢汉要来的15挺机枪、支步枪、0枚手榴弹、5万发子弹，除部分补给县常备中队外，其余全部送给永火昆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3月29日，驻沾益的26军派车30余辆，在两个连的武装护卫下到宣威抢运军粮。邱及时将情况报告宣威支队支队长兼政委杨泓光。次日拂晓，敌运粮车队在高坡顶、永安铺、余家河口一带被宣威支队伏击，毙敌10余名，打坏汽车5辆。7月22日，该军派师团窜入宣威清水、板桥一带，烧杀掳掠，并抄了邱秉常的家。该军军长余程万还数次向省政府秘报邱秉常通共，把发生在宣威的几次战斗都说成是邱直接指挥的，并把滇东北地区后勤修械所也说成是邱秘密办的兵工厂，要求省政府查办邱秉常。面对敌人的控告和军事威胁，邱没有被吓倒。他两次向省主席卢汉控告了26军的暴行。他在电报中列举敌之种种罪行后，义正辞严地指出：“该师是国家军队，声称保护人民，为何抢杀人民，抄掳百姓，处处以人民为敌，其残暴恶毒地方胜过土匪万倍。职从军二十余载，曾目睹敌军蹂躏区域及土匪滋扰地方，如此残暴行为，并未多见。此种惨无人道之军队，更未听闻。宣威遭此蹂躏，堪称空前。 ……处此青黄不接之时，数万灾民，将何以为生，职又将何以善其后。……”。针锋相对，与敌斗争。在对待省政府关于追剿共产党游击队的电令和邻县邀其会剿游击队的电文时，他充分发挥个人才智，总以适当借口，进行推托。由于国民党各方对他的控告日多，卢汉曾电令他上昆面谈，他又以客观借口搪塞，拒不会面。
在经济上，他给予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以极大的支持。每月正常税收及卢汉给他购买大米的1O万银元，查获四川商人运送大烟的3万银元等，除少部分由县政府开支外，大部用于购买各种军需物品送给永火昆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和地方游击队，还给三个支队每人缝制了一套衣服。
由于邱在宣威的声望和影响，他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反复做工作争取下，各地方实力派纷纷倒戈投向人民，使各区乡人民政权得以迅速建立，宣威成了滇东北地区较早解放的县和巩固的根据地。
年9月，国民党陆军总部迁驻曲靖，89军从贵州进驻宣威、沾益，第8军也正准备从贵州窜宣威。党组织动员邱及县政府机关撤出县城。10月，卢汉委邱任宣（威）会（泽）剿匪司令。邱立即召集各方人士开会，明确指出：“卢汉已有反蒋之意，剿匪，就是剿国民党匪军。”为保护群众，减少损失，迷惑敌人，他以“剿匪司令”职，公开出布告称“外出剿匪”，指定统战对象李子伦代行拆（代县长），他即到西泽根据地，后到会泽。第8军入宣威前，他又与李德仁返回宣威县城，写信叫统战人士副县长魏玉权、县参议长李冕章送交第8军军长李弥，邀他到宣威箐门前会谈。李给邱复了信，并派副官来宣。邱与李德仁一起会见了他，对其晓以大义，要他转告李弥，看清形势，赶快起义投向人民，才是唯一出路。对李在信上提出要宣威供给军粮一事，邱明确对来人讲：粮可以提供，但须先交钱。并告诉他，部队入宣后，不得搔扰百姓，不准出城5华里以外。由于邱与党组织紧密配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加之留在县城工作的人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敌军入城后，未给宣威人民造成大的损失，保护了县城人民生命财产和地下党家属的安全。
邱秉常到根据地后，与地委领导朝夕相处，倾心交谈，在工作上、生活上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和照顾．豆。更加感到党的温暖。12月9日，卢汉通电起义，他立即回到邱家屯家中，将土地契约交给村干部邱秉茂，上昆明见过卢汉、周保中后，返回老家，准备就此安度晚年。
年3月，李德仁、樊子诚、杨成明（祁山）等到邱的家中对他说，组织决定，要他出任曲靖或昭通地区行署副专员。邱激动地说：“是党挽救了我，有共产党的指引和帮助，我才真正成为一个心地光明正大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从内心感谢共产党。”并诚恳地说：我除当兵打仗外，也不会搞什么，愿做一个普通老百姓。经做工作，他服从组织决定，出任了曲靖地区行署副专员。年初，他到东川负负责修铜矿公路。同年5月，到昆明“革大”学习。他真诚坦率，光明磊落，从不隐瞒自己的历史。学习期间，他向组织写了近3万字的“地主发家史”，在履历表家庭成份栏填了“官僚地主”。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又如实地向组织汇报了自己在国民党部队中晋升发财的历史。由于他直言坦率，曾受到组织的表扬。在土改前，他主动将土地、房屋等财产交给人民政府。
在任曲靖行署副专演员的20余年里，他主要分管农、林、水利、卫生等项工作。他对党忠，良心耿耿，工作兢兢业业，作风民主，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他多次深入农村，亲临施工现场，与大家一道共同研究，攻克一道道难关，解决一个个难题。陆良麦子水库、曲河水库、沾益花山水库、白浪水库、曲靖潇湘水库、独木水库、宣威偏桥水库、东屯水库、罗平龙王庙水库、师宗小石山水库以及陆良板桥河治理，嵩明、寻甸的胜利渠修建，宜良英雄大沟的开通等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还带领技术人员考察了珠江发源地，为曲靖地区农田水水利建设作出厂应有的贡献。在林业工作上，他积极贯彻执行上级有关方针、政策，林路兼顾，育采結合，既重视成片森林的保护，又重视零星、四旁林木管理，并妥善解决了与友邻省、地接界的森林纠纷。在卫生工作方面，他不断深入各地检查指导。年七八月间，他曾随中央卫生检查团到四川、贵州等省巡回检查，吸取经验，为搞好本区卫生工作尽心尽力。
人物评价
他作为一个投向革命，投向人民，反叛于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将领，还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大业，曾几次应组织之约，撰写对台、对云南境外蒋军残部广播稿。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忠告原老同事、老部下尽快弃暗投明，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由于他后半生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献身于人民解放事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他较高的荣誉，曾当选为云南省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云南省政协委员。年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他患癌症前往北京等地治疗，在北京曾见到当年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老朋友重逢、感慨万端，他十分激动地说：“全得共产党的照顾，我才能活到今天。”在他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之际，又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和亲属讲：“我最后一句留言，就是党挽救了我，我终身感谢党！”年5月22日，他在曲靖逝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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