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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伟人邓小平身后默默奉献了一生的卓琳，走完了她９３载人生历程。从云南宣化的富商之家走出，她毅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与邓小平结成伴侣后，共同经历了战火硝烟的考验，“文革”艰难岁月的磨砺，以及大起大落的境遇浮沉。她始终以女性的温情、善良和坚忍，与丈夫相依相伴，不断给予丈夫力量和扶持。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伟大的一生，他的一切与他身后有卓琳这样一位伟大女性是分不开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卓琳和邓小平生活了几十年的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而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它们恰似卓琳与邓小平相濡以沫一起走过５８个春秋的生动写照……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原名浦琼英，父亲是云南有名的“宣威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卓琳就由母亲带着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从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与男人不平等，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就萌发出莫名的反抗意识。

上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共产主义，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１９３１年，卓琳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刚到达香港，“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没开成，云南队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愿，给家里写信表示不回云南，要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１９３５年，“一二·一六”运动中，１９岁的卓琳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考上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在校时，她积极参加了学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没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卓琳乔装成老百姓，躲过了日本鬼子的视线，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后，卓琳决意去延安投奔八路军。几经辗转，她终于到达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１９３９年初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当时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还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她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说：“因为当时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却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但邓小平并不灰心。卓琳说：“后来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２３岁了，就同意了。”

从相识到决定结婚，在很短的时间内，邓小平就和卓琳走到了一起。在延安杨家岭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举办了婚礼。结婚的那天，还有孔原与许明要结婚。当时的延安由于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中共元老邓发之子邓北生回忆，邓小平和卓琳的结合，就是邓发牵的红线。他还一手操办了邓小平的婚礼，宴客的时候，知道邓小平不怎么喝酒，邓发还挡在新郎前面替他喝酒。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我们家属都在后方；打完仗休整时，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说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

“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边。”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

１９６６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

那时，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丈夫，没有“犯糊涂”，“那时我相信他没有错，当然失误可能是有的，但不会有错误，更不会有大的错误”。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卓琳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共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卓琳的活儿则是缠线圈。那时工资全部停发，生活很拮据。

邓小平爱喝酒，他们就自己酿米酒，还开垦了一块地。他们在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在配合中相互照顾。

邓榕说：“爸爸老在忙工作，因此对我们来说，妈妈自然就比爸爸更为亲近。我们的妈妈，不仅在生活上照料我们，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妈妈的影响力都是非同寻常的。”

在家卓琳是“中心”，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实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卓琳夫妇俩的５个孩子、邓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邓家，由卓琳照顾。同时，她还十分关心老战友的孩子，并尽力帮助老战友。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

１９９７年邓小平辞世后，卓琳恪守着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每逢祭日，卓琳都会预先买些花瓣，在院子里抛撒，边撒边喊——“老爷子，给你撒花了，你听见了没有。”这情这景令人动容。她说：“他去世了，全家人都很悲哀，但这是自然规律。每年他的生日，我们全家人还像他活着时一样，一块儿给他过生日，纪念他……”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与“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这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两个未了的遗愿。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卓琳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代表邓小平兑现了他生前期待已久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晚年的卓琳，生活在儿女和孙辈们的簇拥下，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小时候，她家里有一部老式留声机，还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剧名家唱片。每天放学后，她都会仔细地听上几遍，从中了解到不少戏曲知识。几十年过去了，老人对京剧的热情依然不减当年。

卓琳还喜欢听评书，她曾请人帮忙找了很多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评书的录音带，没事的时候就听上几段。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名著中她尤其喜爱的是《红楼梦》，其中不少精彩段落还能背下来。自己不但订阅了《红楼梦研究》，还多次为“红学”研究有关部门捐款。

在北京景山后街，卓琳和邓小平生活了几十年的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而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它们恰似卓琳与邓小平相濡以沫一起走过５８个春秋的生动写照……

据《辽沈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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