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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了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深入研究和弘扬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勇往直前、坚韧不拔，众志成城、团结互助，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长征精神。长征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尽管，红军长征已经过去了80年，但它的丰功伟绩，惊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册，万古流芳，长征精神万岁!
长征精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团体，只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勇往直前，众志成城，百折不挠，就能够成就事业，创造辉煌。在进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是新的长征。走在新长征路上，我们应继承和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精神，把长征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变成推动我们各项事业前进的巨大力量。为充分充分发掘长征精神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追寻红色足迹，展望金色未来。现将红军长征过宣威的故事收集整理，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一条毛毯寄深情在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块发黄的毛毯残片。它记述着一位红军烈士临刑时的一段动人故事。
那是年3月下旬，红军长征路过宣威海岱冲田坝，红军在田坝住了两天，又匆匆离开了，离开时，把一个无法带走的病员留在当地龙得村的黄子丰家的事。黄子丰当时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跟着母亲生活，母子俩的生活已经够困难了，还要增加一个红军伤病员，生活就更困难了。是出于对红军的感激，加之红军干部的嘱托。红军在寄留病员时说：“有钱人家，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人寄托给他；良心不好的人家我们也不愿把我们的人寄托给他；你们家是我们信得过的人，希望你们收留下这个病重的同志吧！我们会留给他一些钱，让他治好病再找我们去。”红军干部的一席话，说服了黄子丰母子，这时候，被留下的红军也被感动的哭了。黄子丰母子答应收留红军病员，两个红军干部，给病员留下几块银元和一床毛毯之后，也忙着走了。红军走后，国民党中央军跟着就来到村里，这时，留下的红军病员是病情严重，发高烧，昏迷不醒。为了防止敌人搜捕，黄子丰把重病的红军放到母亲的卧室里，留下母亲在前屋守着，他自己便到外面的山上去隐蔽。
国民党中央军进村后，挨家挨户搜查，当打听到黄子丰收留红军病员时，他们找到黄子丰的母亲，硬逼着要交人，并责令说：“如果不交出收留的红军，就要把你儿子抓去坐牢。”最后还限定时间说：“你到底是要儿子还是要红军，限你在今天之内答复。”黄大妈被逼得发抖，只是一个劲地说：“先生，我们不敢！”好不容易把中央军打发走。
中央军责令黄大妈的咄咄逼人的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红军耳里，黄大妈发抖的声音，刺痛着红军病员的心。所以，当中央军走后，他毅然决然地走到屋外，毫不迟疑地对黄大妈说道：“大娘看来我只有一死，他们心狠手辣，不会饶过我，我也不愿连累你们，我求你一件事，在我死后，用我身边的几块银元替我买口棺木，请个人深深地把我掩埋。”停了停又说：“我身边还有一条毛毯，是领导留给我的，我已用不着它了，就送给你们母子做个纪念吧！”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向了村头的大场院。那里，一群中央军正审讯一个身患重病的红军，……。就这样，两个身患重病的红军，在敌人的强迫下，互相搀扶着走向大场院的一角。在敌人的枪声中，他们一块儿泰然地倒下。
后来，他们的遗体，被群众掩埋在名叫“茶花箐”的山茶树下。一幌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年，田坝煤矿的党委在矿区中心建立了红军烈士墓，把他们的遗体迁到红军烈士墓内，让他们安息在供人凭吊的墓地。红军临刑时留下的一条毛毯，陪伴着龙得村的穷苦人，渡过了几十个岁月，已变成了残片。但它记述着红军烈士的一片丹心。
红军教我打草靴红军的草鞋，又软又结实，六股筋，满耳子，不分左右脚。红军长征到一个地方，除了打土豪、分钱财，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外，指战员们都抓紧时间打草鞋。我现在能打红军草鞋，就是当年红军战士教我的。
那是一九三六年三月的事了。那时，我是地主徐正光家的长工，我老伴是财主徐汝龙家的丫头。我们成亲后，就住在徐汝龙家马厩边的一间小屋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红军来到我们徐屯这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九日。这天一早，就听说红军要来了。地主徐正光的老婆拿出许多火腿来煮，满脸堆笑地嘱咐我们早些收工回来吃火腿。我真奇怪，从来地主都是拿长工不当人看待，为什么一听说红军要来，他们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了呢？红军究竟是什么样的队伍？我怀着不理解的心情，盼望早些见到红军。这天，我根本没有心思认真割草，老早就回来了。
说来也巧，我刚到徐正光家门口，就碰上了红军。他们一个个身穿灰布军装，脚蹬草鞋，头戴八角帽，鲜红的五角星嵌在帽中央，分外耀眼。一位红军战士见我穿的破破烂烂，背着草回来，便笑着和我打招呼说：“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老实人。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我们打土豪，还把他们的钱财分给穷人……”，就在草堆旁，这位战士对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并要我告诉他们：这个村的几家财主有些什么人，有多少粮食等情况。这时，其他的红军战士也都在忙碌，有的在帮助群众挑水、扫地、劈柴；有的提着石灰桶，拿着大笔在墙上写标语；有的在借木板搭台子，准备演戏宣传。整个村子里热热闹闹，像过节一样。红军战士对我讲的，我都记在心里，红军战士为群众做的，我看在眼里，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于是，我一口气把我所知道的五、六甲财主的情况全部告诉了红军。
回到家时，我发现我家房子的里里外外都已被红军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有几个战士在屋里忙着打草鞋，见我进去，就亲热地和我打招呼，拉家常。过来一会，一位挎短枪的红军走了进来，战士们都称他陈连长，他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接着向战士们交待了几件事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当他跨出门槛时，我看见他脚上两支草鞋的前掌和后跟都磨通了。我一阵心酸，想到红军为穷人翻身解放，不辞劳苦，日夜行军打仗，当干部的住下来更是忙这忙那，自己都顾不上打双草鞋穿，他们真是穷苦人的贴心人。一个念头涌上我的心头，我从小就是和草鞋打交道的人，应该打些草鞋送给红军，送给陈连长。但是，仔细一看，红军草鞋同我平时打的不一样。怎么办呢？我提出来向打草鞋的红军请教怎样打红军草鞋。他们高兴极了，一个个手把手地教我，还说：“今后你打草鞋时就会想起红军来了。”
我很快学会了打红军草鞋，这一夜，屋外满天星斗；屋内油灯明亮。我同老伴坐在灯下，把红军送的布片撕成布条，忙着打草鞋。打了一双又一双，心里盘算着要多打几双，送给陈连长，送给红军战士。这一夜，一共打了六双。
第二天一早，虎头山战斗打响了，我帮助红军送水送饭上阵地。仗打了一整天。红军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那种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战斗结束后，红军要转移了。我把草鞋捧去送给陈连长和两个战士。陈连长接过草鞋，激动地说：“谢谢你！老板。草鞋是你献给红军的一片心意，我收下了。”接着，他从怀里掏出两枚银元，硬塞在我手里，说：“我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这两块钱，你务必收下。”天哪，六双草鞋算个啥，红军竟这样认真，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我捧着这两块带着红军体温的银元，紧紧攥在手里，目送着远去的红军。
红军走后，国民党匪军追着就来，把红军送给我的银元抢走了。豺狼的暴行，我无比愤怒，但是，我想，反动派抢走了红军给我的纪念品，却抢不走红军教给我的革命道理和他们的英雄形象。从那以后，我一直打红军草鞋，穿着红军草鞋，深深怀念着红军。我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
今天，红军真的回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是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要永远学习红军艰苦奋斗，热爱人民的精神，努力把新社会建设得更美好。
十个蓝花瓷碗“红军太好了，借的东西都要一一归还。”这是宣威海岱冲田坝的农民黄玉翠逢人便讲的传奇故事。
那是年3月下旬，红军来到田坝休整，一部分红军，住进了农民黄玉翠的家里。“红军到，干人（穷人）笑，”红军和穷人亲如一家，住进黄玉翠家里的红军，不但请他们一家人同桌吃饭，而且还请他们一家人同去看红军演出的戏。演戏时红军向他家借了用作搭戏台的桌子，戏演完时就完整无缺地送还到他家。可是他家的一套兰花瓷碗借给红军用，却未见归还。为此，他们一家人都很着急，因为碗是祖人留下的传家宝，万一被红军拿到别人家去，弄丢了以后找不回来，但又不便向红军问起此事，只是干着急。家人暗暗到村中挨家挨户去查访也未找到，最后认为他们的十个碗肯定是丢失了。
出乎意料的是，红军走后，他们突然发现十个兰花瓷碗一个不少地放在灶头上。原来，这十个碗是被借到红军指挥部去用，所以红军走时才送回来，传家宝“失”而复得，让全家人深受感动。的确，红军太好了！千军万马路过的地方，真的做到秋毫无犯，借用的东西认真清理赔还，连借用的十个碗也做到一个不少地奉还原处，这确实是古往今来少见的军队。铁的纪律，使红军长征胜利了；铁的纪律，使中国革命胜利了；铁的纪律，使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强国富民的道路。
红军有菩萨保佑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不但展现了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而且还有机动慎密的军事行动计划。这种计划来自于分析、研究敌人的动态和不断调动自己队伍的行动。他们每到一处，都要通过收发报机和有线电话掌握各种情况，从而对敌情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红军用兵如神，多数群众都听说，但就是不知道其究竟。因此，许多关于红军行动的神话，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开来。
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宣威虎头山战斗后，于3月25日转移到县境东部的海岱冲田坝一线，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两天的修整，上万人的队伍，住满了这一线的村村寨寨。有几个红军干部，就住在弯子村的黄子勇老师家里。当红军知道黄子勇就是当地“复明小学”的老师后，对他非常尊敬，黄老师的媳妇刚生了孩子，红军怕影响他媳妇的情绪，特意按照当地的习俗，给他家挂红送礼，双倍地付给现款。
黄子勇的母亲，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红军的所作所为，她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进门出门都乐呵呵地以笑脸相待。住他家的红军，安装有电话机，同时还满有情趣地放了两个小磁人在桌子上。黄大妈经常听着红军干部在电话机里通话，又看到桌子上的两个小磁人，从来没有见过用电话机通话的黄老人，产生了错觉，误把红军干部的通话，当做是红军在对着“磁菩萨”讲话。刚好，红军离开田坝那天，敌人追得很紧，还对着红军离去的方向开了炮，但是，红军已走得无影无踪。此等神速行动，更使她想到“红军和菩萨讲话”的事，于是，黄大妈便形成了一个谁也说服不了的概念：“红军有菩萨保佑”，她逢人便说：“红军供着菩萨，红军有什么困难都问磁菩萨，磁菩萨也常常把办法告诉他们。红军有菩萨保佑，因此他们走南闯北，为穷人打天下，他们决不会被打垮。”
黄大妈的这番话，反映了红军的机智、勇敢和乐观主义精神，也道出了在贫穷落后的旧社会里，劳苦大众对红军的良好祝愿。今天红军长征的历史已过去半个世纪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电话已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通讯工具，而黄大妈的这段佳话，仍流传在当地群众中间。
真后悔没把她留下年3月25日，红二军团转移到宣威东境的海岱冲田坝时，上万人的队伍在这一线驻下修整，处于田坝南边台地上的恰租戛村（现名翠峰村），就是二军团军团部住地。村前的“复明小学”学校里，住着甘泗瑛同志等军团政治部，而指挥员贺龙同志，就在学校后面的村子里。
当时，村里的黄尊五和他的母亲，住着两间大瓦房，母子俩都爱整洁，屋子里一向布置得井井有条，打扫得干干净净。他们听说红军要来，而且还听一个红军战士说，要安排一位领导人住他们家的房子，于是母子俩都有些激动，动员全家人把房子收拾得更干净。
红军领导人来了，他不是别人，就是贺龙同志，战士们都叫他“贺军长”。随同贺军长一起来的，还有一位战士们都叫他“蹇先生”的女红军。贺军长很朴实，住在黄家的正屋里，经常和他们拉家常；蹇先生更是和善，就和黄尊五的母亲住在偏屋里。蹇先生还领着一个小女孩，女孩不到一岁，白白胖胖的，真惹人喜欢。在这里住下的红军，还在村头演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戏，蹇先生和贺龙军长都一再动员他们去看戏，军民相处的很好。红军队伍要离开时，蹇先生看着他们一家人热情善良，勤快干练，便提出要把孩子交他们收养，说：“可以留下一笔抚养费，待到日后有条件时再来领回去。”黄尊五的母亲当时也动了收养孩子的念头，但又怕地方上的乡保长干涉，养不好孩子对不起红军，所以她没有下定决心把孩子留下来，让“蹇先生”背着孩子走了。为这事，黄尊五的母亲多少年后都一直心里不安，每回忆起来都会说：“那时的红军艰苦得很，蹇先生领着的女孩，是用芦苇草编成的背衫背着，我真后悔，没有把她留下。”还说：“不知娃娃现在怎么样了。”直到年，红军长征过宣威史实调查的同志对她说：“已经找到贺龙同志长征时的警卫员肖庆云（贺龙同志的亲外甥），说那时的女娃娃就是贺龙同志的女儿贺捷生，现在北京工作。”听到这话后，她才放心地说：“好了，好了，现在孩子还活着。”当时她仍然悔恨地说：“没帮艰苦的红军领两天孩子，真对不起红军。”
红军洞的来历在宣威龙场平川村旁的山坡上，有一个很隐蔽的岩洞，洞内有两堆象征坟墓的石块，那是附近龙场小学的师生，为纪念两个牺牲在洞内的红军而堆起来的。这些年来，经常有无数的群众，专程到这里来凭吊。他们被两个红军在洞内牺牲时的事迹所感动，亲切地称这个洞叫“红军洞”。
在“红军洞”里牺牲的两个红军，是怎么来到这里，又是怎么牺牲的呢？
那是年3月23日，数以万计的来自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宣威虎头山和敌人打了整整一天的仗。天黑时，一批批红军伤员被当地群众搀扶着送到红军驻地，观云村的朱海青等，也背着两个腿部负重伤的红军战士来到红军驻地。这一夜，他们都没有睡，帮助红军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第二天早晨红军部队转移时，他们又用担架抬着这两个红军战士随队转移。但是，这两个红军战士的伤势很重，两条腿都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寸步难行。到了平川村附近的岔河口，红军队伍要离开大路，改走又陡又窄的石圪山路，眼看确实无法抬着担架行路了，才决定把两个红军伤员寄养在平川村，委托给一个叫“老醒公”的崔大伯照料。当晚，崔大伯把两个红军伤员收藏在村旁的一座小庙里，为他们送饭送药。但是，第二天便有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兵来到当地；地方上的乡、保长一再宣称任何人不许私通红军，要把收养着的红军交出来。为此，崔大伯也非常着急，两个红军伤员看到崔大伯的处境也十分不安。他们为了不牵连崔大伯，便提出要求，请崔大伯把他们交出去。但是，任红军战士怎么说，崔大伯也坚决不答应。为了保证安全，他把两个红军伤员背到山洞里，暗暗给他们送水送饭。为他们治伤。一心盼望着医治好两个红军的伤。
然而，风声越来越紧，当国民党官兵知道崔大伯有收养红军嫌疑时就追究他，抓捕他，逼得他只有出逃。只身一人的崔大伯走开后便无人继续照顾岩洞里的红军，结果两个负了重伤、奄奄一息的红军伤员，没过几天便先后牺牲在洞中。
在解放前血雨腥风的岁月里，崔大伯只能把这段往事埋在心头，不时去洞中看看。年全国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了，崔大伯便把这件事告诉当地群众，并不止一次地带着人们到洞中，瞻仰红军伤员渡过生命最后时刻的地方。七十年代，龙场小学的师生在这里用石块垒起两个象征性的墓堆，以纪念这两位红军烈士，并把这洞亲切地冠以“红军洞”的称呼。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崔大伯也离开了人世，只有这段“红军洞”的故事一直激励着人们。
（根据来宾观云村朱海青和龙场平川村范尚友等年的谈话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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