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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末，大哥大嫂要去海南过冬，走之前去祭奠爸妈。我们父母墓地在巴彦驿马山公墓。父母的墓碑又是靠上的前几排。站在墓碑前，极目远眺，大地在平展的延伸，近旁的少陵河泛着银光，这天地间的辽阔，是灵魂安放的理想之地。巴彦县城耸立的高楼隐约可见，那里是妈妈的出生地，县城正南12华里的松花江边上，就是爸爸的老家太平山。我是听着这里的故事长大的，这里的牌楼、烧锅、西场耳熟能详，直到年，奶奶的离世，我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太阳高悬于空中。我问大哥：“这是什么朝向？”大哥说：“我也弄不太准，大体上是东南方向。”从目前太阳悬挂的位置来看，大哥判断对的。妈妈是巴彦县城人，爸爸在乡下太平山出生，墓碑正好面朝他们老家的方向，那是心所归属的地方。大哥感叹地说：“这地方真好。”妹妹接着说道：“奶奶要是也在这里，就好更了。”“奶奶埋的准确地点，都找不到了。”大哥说。

奶奶的骨灰安葬在老家太平山。下葬那天，我们都来了。爸爸求单位的人做的装骨灰的小棺材。初春，田野里的冰雪融化，地里下不去人，爸爸在老屯太平山找来一挂马车，去地里下葬。在这之前，国家号召深葬，早年去世的爷爷，是爸爸过来迁坟深葬地里的。回来时，爸爸跟我们说，你爷爷的牙齿还都在，尤其门牙跟我的一模一样。爷爷去世时，爸爸才三四岁，是叔辈二大爷给抗的灵幡。爸爸对爷爷几乎没有记忆，爷爷又没留下过一张照片，唯一能记的就剩牙齿了。爸爸活着时，我们跟爸爸来过几次祭奠爷爷奶奶，那只是在地头土地庙烧烧纸。所谓土地庙，当时就剩一块石碑，半露出地面。至于爷爷奶奶深葬的地儿，那上面都是一片庄稼地了。

每次来祭奠父母，大哥无论是用文章或口头祭奠，第一句话总是：“奶奶、爸、妈，我们来看你们来了，和你们聊聊天。”站在父母墓碑前，我们怎能不想起含辛茹苦、孤寡一生把我爸拉扯大的奶奶呢，我们都是奶奶看大的，奶奶虽然目不识丁，丝毫不减在我们心中的伟大。甚至我们每个灵魂里，留有着奶奶聪颖的基因。

回来的路上，正好路过呼兰。妹妹说；“去咱家住的地方看看。”大哥说：“啥也没有了，就剩当年一棵榆树了。”

的的确确，我家的位置盖满了楼房。当我看到这棵老榆树时候，它像个被挤到夹缝中的老人，只有腿着地那么狭窄的空间。岁月匆匆四十年，城市在不断毁容。这让我想起曾去过的美国，至今人家还都是六、七十年代的住房，很少建新的房屋，改变的只是周围生态环境。野生动物随处可见，松鼠、大雁、野鸭与人共同生活在城市里，这些动物足以证明，这里最适宜人类居住。

四十年前我们呼兰的家，最接近美国今天的生态环境。我走到这棵老榆树下，仔细打量着它，比我们搬走前粗了两倍，但依然没有当年道东大厕所一旁那排老榆树高大。仔细看上去，树的上面系有零星红布条，人们把它作为树神在祈福，这给我极大慰籍。原来这位置是我家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上方是高压线，春秋两季放风筝，时常风筝刮到高压线上，害得电业工人用长竹竿点上火把，把风筝烧掉。有一年，还真飞来个野鸡，野鸡飞的不是很高，我们就跟在下面跑，最后是我小学同学国华他哥，在“干校”果园把它抓到。我家养了不少只鸡，天黑前，关鸡架门是我的任务，一次，鸡架门没关严，半夜黄皮子钻进去了，咬的鸡乱叫，我们被惊醒后，谁也不敢吱声，最后还是裹脚的奶奶用拐棍敲窗户玻璃，把黄皮子撵跑。第二天早起去鸡窝看，一死两伤。黄皮子咬死的鸡，也没舍得扔吃了，咬伤的鸡上点二百二，没几天好了。

我家园子很大，种的品种也多，夏天根本不用买菜，就连冬天的土豆和奶奶抽的叶子烟也从来不用买。我还依然记得，为奶奶种的叶子烟，收割晾干后，编成辫子，再盘成圆盘，直到多年后奶奶去世都没抽了。夏天，茄子、黄瓜、窝瓜开花，引来无数蝴蝶、蜻蜓和蜜蜂，我就去园子里捉，童心在这田园里，得到了充分释放。

我家邻居老于家，孩子多，父母文化不高，性格温和，从不烦家里或外面孩子。我放了学，就去他家。用奶奶的话说，长到人家了。在于家二老身上，我领会出，这是生命中一种最高级教养。我们这趟房，共住三家，于家住中间，孩子多又都大了，没办法，只好在北开门房子的中间接出个偏厦子。偏厦子，除了一铺炕，就是一个高高的灶台。于娘一生没工作，就在这里摊煎饼，边家里吃，边外送计件贴补家庭。我时常等在煎饼灶子旁，我最爱吃摊大劲刚发胡的煎饼，那才叫又脆又香。后来，我专门去过平山买煎饼，再也没于娘的煎饼味道。

故乡是什么？就是儿时的记忆。它就像印在苹果上的喜或寿字，供人享用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