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洪江大桥位于沾益区德泽乡驻地南米的牛栏江上。桥长95.1米，为七孔石拱桥，每孔孔径10.4米，桥墩（分水石）由石条砌成，呈“◇”型，宽1.5米，长2.7米。“◇”型有利于减少河水冲击，维护桥身稳定。桥面宽6.9米，由石板铺砌，桥面两侧有拦马石（护栏），高0.3米，长0.6米至0.8米不等。桥面第四孔两侧桥栏石上有牛图案浮雕，造型逼真。
牛栏江是金沙江的一级干流，发源于篙明县的嘉丽泽，全长公里，流经篙明、寻甸、沾益（境内长57公里）、会泽、宣威、巧家、贵州威宁、鲁甸，最后由云南昭通汇入金沙江。明清时期，人们将其流经沾益菱角、德泽地区的这一段称为车洪江。据《沾益州志·州境水道源流考》记载：“......西北车洪江出于杨林，汇于嵩明湖，至寻甸七星桥奔流而下，经州境木冲江之西即东川界，自平溪及歹扯上下百余里，行万山冲，江中隆石叠出，舟揖难过也。”《沾益州志》记载：“车洪江桥，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东川刘汉鼎独立建。”由此可见，此桥自建成后就一直被称为“车洪江桥”，别无他称并沿袭至今。
车洪江大桥所在地德泽原名“歹扯”，源于彝语，意为产稻子的狭窄河谷，后取其谐音，雅化为“德泽”。德泽乡与会泽县接壤，是会泽通往曲靖、昆明的必经之地。据《华阳国志》记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可见三国两晋时期今曲靖与会泽之间就有一条途径沾益的商道（铜运古道）存在。关于这条商道（铜运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有记载：“初交水主人谓余，有间道自寻甸至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事实上，在刘汉鼎于此建石桥前此处已有木桥存在。刘汉鼎在《车洪江》一诗的题序中这样写道：“车洪江，在州西百余里，由曲靖赴东川要道，向设石墩，架以木梁，每遇暴涨，梁辄毁，驼以舟渡，岁有覆溺之患，惨不可言。余为建石桥其上，长二十余丈，宽丈五六尺，下为七空泻水，今已二年。事将观成矣”。清乾隆四十年（）秋，车洪江桥建成。
会泽，古称堂狼。两汉时期，其地的铜矿及铜产品已闻名全国，其地出产的“堂狼铜洗”已行销全国。明清时期，会泽改称东川府。随着中原封建王朝对云南统治的强化和对西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东川府成为全国的重要铜矿生产基地。
年拍摄的车洪江大桥
清顺治、康熙时期，为剿灭南明残余势力，平定“三藩之乱”，消灭台湾郑氏势力，军费开支繁浩。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全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需大量铜用于铸币，以利财政收支平衡。清顺治、康熙初期，清政府铸币所需铜料来源于日本。清康熙后期，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对铜原料出口的控制严格，以及日本铜产量的减少，清王朝出现了“铜荒”。为解决这一矛盾，清王朝将铜原料的供给地转向了国内铜矿储藏丰富的云南，尤其是云南东川府（今会泽）成为了首选之地。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清政府实行（放本收铜）政策，各铜厂每斤价银三、四分至五、六分不等，发运省城设立官铜店，卖给官商，以供各省承办京铜额铜之用，每百斤定价九两二钱。除归还铜本及由厂运省脚费等项外，所获余息，尽数归充公用。清政府令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南、河北、广东八省办铜运京，八省额定京铜全部由云南统办。清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清政府准许商民在东川府开矿采铜，会泽的铜业得到了极大发展。清康熙末至清嘉庆年间，云南全省较大的铜厂有数十余处，年最高产量近八千吨。而这一时期，东川府则有汤丹、碌碌、大风岭、茂麓、紫牛坡几大铜厂，每年外运京铜三、四百万斤，占云南外运京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刘汉鼎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铜商。
刘汉鼎，清巧家厅（属东川府）水碾村人，生卒年月不详，生活年代大致处于清乾隆至清嘉庆初年。这一时期正是东川府（今会泽）京铜外运的鼎盛时期。刘汉鼎拥有庞大的马帮，经营东川京铜外运出境以及运送生产生活物资入城（会泽）的业务，由于经营有方，乐善好施，其家资至百万之巨。其运输路线为向北至四川泸州，向南、向西至沾益、昆明一带。刘汉鼎的马帮常年行走在京铜外运线上，为加快物资的流通，降低运输成本，刘汉鼎在京铜外运线上筑路修桥，善举良多，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交通状况，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善举至今还被人们交口称颂。
清乾隆五十七年《刘公桥碑》
自乾隆四十年（）建成以来，车洪江大桥就一直伫立于牛栏江东西两岸，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它是云南清代铜业发展的实物见证，同时也是德泽作为铜运古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的实物见证。年12月沾益县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年曲靖市人民政府又将其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沾益区文物管理所张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