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民勤牧羊新考（下）
柴永贤
李陵兵败于民勤，还可以从后人文字中找到间接证据。
之一：《武威县志》中辑录了清代中叶张翱《凉州怀古》三首，其中之二中有句：“姑臧宫阙已成灰，一曲悲笳怨落梅。碧草春留苏武泽，晴烟晓护李陵台。”诗句写凉州春景，不惟将休屠泽直接称为“苏武泽”，而且写出泽边还有一“台”——李陵台的存在。民勤自古凉州属县，张翱乃凉州人，应该熟稔家乡故事，他所以这样写，绝非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胡乱杜撰，而必定有事实依据。或者我们还可以认为，在清中叶时期，李陵台在民勤某地——或在阿喇骨山，或在苏武山——还是存在的，只是到现在湮灭无考罢了。
之二：同载于《武威县志》，还有晚清陈炳奎《凉州怀古》：“边陲四郡汉初开，河外孤悬亦壮哉。苏武看羊空贻泽，李陵牧马独登台。梯山雪霁风偏劲，潮海沙尘水不洄。遥望玉关通绝域，黄流如线亘天来。”诗中作者东观西瞻，南眺北望，事是武威事，景为武威景。它告诉我们：李陵台不是建筑物，而是一个高高的土丘或沙丘或山头而已。李陵句和苏武句形成联对，更说明苏武牧羊处和李陵登台处均在民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结论，李陵兵败于民勤阿喇骨山，进而认识到：一、在李陵战败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这个时间节点上，汉朝在武威地区北边最前沿力量，只有武威郡和休屠遮虏障。其时，其北面属于内蒙古阿拉善高原一部分的今民勤地区并没有汉朝力量存在，更没有政权——宣威县建立，民勤地区也暂时没有归入汉朝版图，属于“塞外”，相反地，在这样一片汪洋大泽的边缘上，应该还有匈奴牧民存在。这一点，可以从民勤明朝历史中找到佐证。据谢树森《镇番轶事》，明朝是洪武五年（年）在民勤设立镇番营，但到了洪武三十年，即过了二十余年后，还在城北十余公里的红沙堡修筑边墙和烽燧。这一事例也印证了王宗维先生汉朝经营河西到最终稳定，为时54年，代价巨大，历程艰巨的观点。充分说明在开拓疆域和政权初建时期，边境上新生力量并不是多么强大，相反应该是弱小的。二，通过李陵兵败，再次引来匈奴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匈奴势力在他们单于的带领下，又一次来到了漠南民勤阿喇骨山地区，且或长或短的存在过一个时期。
排除法：苏武牧羊不在贝加尔湖的理由
贝加尔湖地处北纬52°16′的高纬度亚寒带地区。这一带气候主要受极地海洋气团和极地大陆气团影响，并为极地大陆气团源地。在冬季，北极气团侵入机会很多；在暖季，热带大陆气团有时也能伸入。该类气候主要特征是：冬季漫长而严寒，全年有5～7个月平均气温0℃以下，并经常出现-50℃以下极寒天气；夏季短暂而不温暖，月平均气温在10℃以上，低者只有几度，高者仅达18°～20℃，气温年较差特别大。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冬季气温，平均为零下38℃，非常寒冷，在长达7个月多月寒冬里，湖面结冰，大地封冻；该地区年降水量一般为～毫米，因蒸发微弱，相对湿度很高，故而又加重了寒冷程度。
能适应如此阴湿寒冷气候的，只有长期生存在寒带亚寒带地区的土著居民，任何一个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几乎都无法在这里生存。它性情乖戾，对所有外来人都不友善。俄国沙皇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因而把该地区选作理想的罪犯流放之地，而凡流放时间在一年以上的罪徒，几乎很少有人活着回去，这些人中除少数人或被野兽吞噬,或在湖中淹死，或累死之外，大多数人是在饥寒交迫中冻毙的。沙皇后来也遭此“恶报”，其政权被推翻后，他本人及皇室0余成员，在流放途中，路过贝加尔湖，在寒冬里全部冻毙于此，无一幸存。苏武虽非罪徒，却也遭遇流放之苦，其“待遇”并不被沙俄流放犯们要好到哪里去，他牧着一群羊，这样的环境里，倘若能生存十九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令人难以想象。
这是苏武牧羊故事没有发生在贝加尔湖地区的理由之一。
理由之二。贝加尔湖地区属泰加林带，它由耐寒针叶乔木组成森林植被类型，主要树种是云杉、冷杉、落叶松等，以松柏类占优势，叶均缩小呈针状，由于冬季漫长，气候干燥，决定了植物生长期非常短暂；地貌特征是山地、森林、河流、湖泊、沼泽交错，地表多苔藓，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地区既不能提供牧场，也不能提供牧草，夏日尚且如此，更何况漫长寒冷的冬天，牧草既缺，又无人供应饲料，不知羊们又该如何度过寒冬？在我国内蒙古大草原上每逢极端天气，冻死牛羊的新闻还少吗？贝加尔湖地区极端天气年年有，且长达五、六个月之久，姑且认为即便苏武可以活得下去，羊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活得下去的，故而让苏武在这样的地方去牧羊，简直不可思议。
理由之三。任继周院士在《苏武牧羊故地考》文中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分析指出：“西北半荒漠地区有一种仓鼠每年秋末贮存野草、草籽和谷类籽粒作为过冬食物。而当地贫苦农民历来就有从鼠洞里掘取这类‘鼠食’为食的习惯。这是民勤白亭海地带特色，而贝加尔湖地区属太加林带，不是这种特殊鼠类的分布区。”这个来自我国著名生态专家的结论应是具权威性的。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其文通过大量的引证论证，得出了“漠北有此鼠类”的结论。我们且不讨论该文将“漠北”大概念和“贝加尔湖地区”小概念等同起来的不周延，我们姑且认为漠北就等于贝加尔湖，也姑且认为贝加尔湖地区就有此鼠类，那么在冰冻三尺的冻土里，让苏武去掏挖老鼠们存下过冬的口粮，那也只能是望“洞”兴叹，徒费精神之事。
理由之四。《苏武传》：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匈奴与汉和亲，汉匈关系得以改善，汉向匈奴索要苏武，匈奴搪塞拒绝，最后苏武部属常惠教汉使者编出了一个故事——“鸿雁传书”——“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著一封用丝绢写的信，上面说苏武等人在水草汇集的某泽中。”汉使者依常惠所教去责备单于。单于十分惊讶，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这样苏武才得以返回汉朝。
这段话中，“苏武等人在水草汇集的某泽中。”值得探讨：1、搜寻关于贝加尔湖的文字记载，从未见有将其称“泽”的说法；2、倒是休屠泽，从汉朝开始，就有称“海”的说法，班固《汉书地理志》：“南山（今祁连山脉的一部分，在今武威县南），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这里，谷水即今石羊河，海，就是休屠泽；3、从今天已经复活了的青土湖生态特征中，我们可以窥见汉代休屠泽的地貌特征，即在泽泊中生长着密集的芦苇；李陵突围途中“抵大泽葭苇中，虏从上风纵火，陵亦令军中纵火以自救。”一句也可以提供证明，古代休屠泽是“水草汇集”的地方，而贝加尔湖的冬季即所谓“北海”则只有冰而无草。故贝加尔湖不可能是苏武牧羊之地。
理由之五。《苏武传》记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
意思是：过了五六年，单于弟弟于靬王（匈奴王号）来北海射猎。苏武会编结打猎的网和系在箭上的丝绳，校正弓弩，于靬王器重他，供给他衣服、食品。三年多过后，于靬王得病，赐给苏武马匹和牲畜、服匿（酒器）、毡帐。
这段文字，有两个细节值得探讨：1、苏武在极端天气里已经度过了六个寒冬，于靬王来了之后，又熬了三年，这正如苏武未发配前单于将其扔在一个露天深坑里，不供饮食，天下大雪，苏武啮雪咽旃数日不死一样神奇，被单于认为是神人。大家可以想象，在平均零下38℃气温里，一个吃得饱穿得暖正常人，如果没有相当保温取暖设施，能够活过一天两天就已是奇迹，何况苏武这样一个饥寒交迫可怜的“囚徒”。2、于靬王能够熬过三年，是因为他有包括穹庐在内的保温取暖设施，当然帐内还必须有炭火之类的东西来增加热量保障温度，而苏武呢，在室外牧羊9年之后才被赐予穹庐，在如此恶劣的环境里，在连一顶毡帐也没有的情况下，能够生存9年甚至19年（沙皇的囚徒们如果不能够在短暂的夏季里逃走，最多两年就会冻死，）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苏武真是“神人”。
以上5个理由足以证明，苏武牧羊地不在不宜人居住的亚寒带贝加尔湖地区。
正面论证：苏武牧羊“民勤说”的有力证据
直接证据。
任继周院士说：“地名是最好的历史标注。”中国汉朝出了一个苏武，中国民勤有一座山叫苏武山。这座山没有出现在苏武的家乡，也没有出现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说明这座山必然和苏武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另外一些地名，诸如羊路、望乡台、苏子岩、蒙泉等等都与苏武牧羊的故事紧密联系着，这些地名没有出现在其他地方，说明其他地方没有发生过苏武牧羊的故事。尤其在全国打造文化品牌以提高家乡历史文化厚重度的今天，各地也没有出现像抢注赤壁、花果山等地名品牌抢注苏武山的现象，不惟在中国无人抢，就是在被认为是苏武牧羊发生地，处于异国他乡的贝加尔湖，迄今为止，也没有出现任何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关于苏武牧羊的文化印记。此种现象，唯一能够说明的就是，苏武牧羊故事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民勤绿洲，
苏武文化独盛于凉州独盛于民勤，应该也是最直接的证据。
《五凉考治六德志全集》曰：“今苏武山即子卿牧羝处。”省去了“相传”二字，言之凿凿，应该有一定依据。
《镇番县志》记载，苏武山上曾立有古碑，上书大字：“汉中郎将苏武牧羝处”，虽因该碑遗失而立碑年代及其他信息不可考，但它的存在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它毕竟是载于县志的东西。且苏武山上的苏公祠也是在明朝以前就早已存在，清代翰林民勤籍卢生华《卫志》中指出：“苏武山有苏公祠，洪武初，犹觑其遗迹，因知为先朝之制。”这个答案也在李名《苏武山铭》中：“高山仰止，勒石俨然。上多美景，下有飞泉。名花勃勃，芳草绵绵。古祠高树，黄河盘旋……”此铭作于年，作者李名时为镇扶司，《镇番轶事历鋻》记载此一事件：“成祖永乐七年乙亥：镇府司李名，募资展修苏公祠，立苏武山铭……”“展修”者，扩展修葺之义，并非新修；见于《铭》中，则称“古祠”，尽管修建年代也无可考，但至少说明了其存在于明代以前，且历史已然久远。
有明以后，随着汉族政权再一次建立，苏武文化现象便以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形式，在民勤迅速孳殖起来：物质形态方面包括前文所述之苏武庙，包括年圣容寺建成，邑人配享苏武及金日磾之塑像在寺中；年，百户傅成募资在苏武山筑苏泉亭；多次展修苏公祠并在苏武山植树造林等等；非物质形态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以成立苏山书院和苏山诗社为契机，促进了传说、故事（包括蒙泉、无节芨芨草、发菜等等）、诗文、戏剧（有《苏武牧羊》）在内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官员有司春秋拜谒苏武山形成定规，词人骚客歌咏苏武之习蔚然成风，同时，这种风气也逐步浸淫到经济民俗各个方面，如整个有明一朝，镇邑百姓清明节倾城出动到苏武山踏青之俗，清中期以后一年一度的“苏武山驼羊会”；如乾隆时期在民勤城南街建一楼阁，则被命名为“景苏楼”等。清明踏青和驼羊会则成为当时民勤经济文化盛会，当其时，“男女接踵，车马阗集，游客络绎。并有百戏娱乐，戴柳抛球，紛然杂集；盲女丝弦，在在成市。”（《奥区杂记》）苏武文化不断在民勤大地酝酿、发酵，乃至火爆，除了表现出家乡人民对英雄苏武的崇敬之外，也体现了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在民勤人心目中，对苏武民勤牧羊之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怀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苏武曾在其他地方牧羊。当然在这种情愫产生之时，他们也从来没有生出任何一丁半点的功利心——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硬拉来一个与家乡毫无瓜葛的人物苏武——来崇拜，来歌颂。
民勤的这一系列地名，加之一座古碑，一座古祠，以及不断繁盛的苏武文化，无可辩驳的证明：民勤苏武山就是苏武牧羊之故地。
间接证据。
从大量讴歌苏武的作品中，应说可以觅出关于苏武牧羊地的蛛丝马迹。尽管在这些作品中，更多读出的是他们借咏苏武而抒发自己的情怀，也难怪，他们是文学家，而非是考古学家。唯有从苏武故乡陕西武功苏武庙移植到民勤苏武山苏武庙的这幅对联：“三千里持节孤臣，雪窖冰天，半世归来赢属国；十九年托身异域，韦鞴毳幕，几人到此悔封侯。”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现在苏武牧羊地被认为有两处，即民勤和贝加尔湖，若非巧合，今民勤距长安车行距离约两千里，但在汉代，交通远比现在落后、绕远得多，绕一条河，绕一座山，不知要多走多少里，所以，“三千里”可能就是写实，而长安到贝加尔湖则有万里之遥。中国文学常运用夸张修辞，为了歌颂英雄，有时会将“千里”夸张为“万里”，但绝对不会将“万里”缩小为“三千里”来夸张。
《汉书苏武传》中提供的证据。
1、“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人体承受寒冷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据报道，中国第一“冰人”——黑龙江省冬泳爱好者陈可财——在坚持了20多年耐寒锻炼后，具有了超常耐寒能力。年3月14日在镜泊湖畔，他站入装满冰块的玻璃箱内，才创造出分钟21秒的耐寒新吉尼斯世界纪录。苏武乃普通人，没有进行过一天耐寒训练，他在单于不供给食物的情况下，靠“啮雪与旃毛并咽之”而“数日不死”，除了说明苏武的意志特别坚强外，更说明了苏武受此酷刑的地点并不在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38℃的贝加尔湖地区，而在不太寒冷民勤地区，民勤地区冬季气温最为寒冷的1月平均气温仅为零下9.6℃。文中“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确切时间在农历十一月，民勤平均气温在零度上下，所以才能“数日不死”。
2、“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任继周院士从生态环境角度对于掘食“鼠粮”的事情予以充分论述，此不赘述。重点分析“廪食不至”，此句意思是说：匈奴供给苏武的食物不能如期到来。它透露出：一是单于有意识的使苏武经常处于半死不活的饥饿状态，以彻底摧毁苏武意志；二是经常处于受饥挨饿状态的苏武，仍然以顽强意志坚持生存下去。食物提供生命的热量和能量，现在食物既不能得以保障，那么就降低了战胜严寒的几率，死亡将随时发生，苏武没有冻死，说明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亚寒带的贝加尔湖严寒地区，而在处于温带的民勤地区。
3、“（常惠）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明确强调在“某泽中”，从未见有文字将贝加尔湖称“泽”，前述不赘。
4、北海考据。将沙漠中的泽泊称“海”或者“海子”，不惟只是民勤人的习惯称呼，就是在包括内蒙古在内的沙漠地区都是如此称呼。在汉代班固就直接将休屠泽称为“海”——“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入海”。将“泽”称“海”，并无争议。关键是，此“海”是否就是“北海”，我认为，“北海”就是匈奴人对休屠泽的真正称呼，理由是匈奴休屠王的势力范围在祁连山地区，王城也在南面祁连山脚下，休屠泽则处于王城正北面，依据匈奴人没有文字，词汇并不丰富的情况，他们并没有时间，也没有理由去考证“海”“泽”“泊”等词汇的不同含义，反而他们更有用最简单方法命名事物的习惯，比如“第三山”“第五山”等，因此将其北面的一片汪洋称为“北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唯一的。这个推测，我在《镇番宜土人情记》中找到了印证：“相传，苏武牧羝处即在邑之东北三百里，有北海，即匈奴之北海也。”“匈奴之北海”即匈奴人称作“北海”的意思。至于“休屠泽”的称呼，则为汉人所称，理由是匈奴休屠王牧地上的大泽。匈奴人绝对不会自己称其为休屠泽的。匈奴人称休屠泽为北海，苏武又在被匈奴人称为北海的地方牧羊，所以，他回到朝廷后，便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朝廷，因而北海便以苏武牧羊之地载于史册，永久地定格在历史长河中去了。
另一种意见以清代学者俞浩所撰《西域考古录》为代表：“白亭海（休屠泽之一部分），今土人谓之小阔端海子，以为即苏武放羝之之北海，彼中‘白’‘北’声混，有此附会。”试图从音韵学的角度揭开谜底。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普通话推广之前，民勤人确实把“白”“北”视为同音字，但问题的关键是，把休屠泽称为“白海”（因为泽中一部分区域水色称乳白色，而在后世古籍中称之）或“白亭海”的时间，如果在汉武帝时也有这种称法，那么恐怕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但是前人考据的结论是，“白亭海”的名称，可能最早出现于隋朝，因而此观点也只能是一种“附会”而已，因为从汉初到隋，年时间过去了，隋朝事物，不可能影响到汉朝人的写作。
证据链接：苏武民勤牧羊的成因推说
正反两面的证据，都将苏武牧羊之地指向了民勤，那么苏武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来到了民勤，并且发生苏武牧羊的故事呢？前面厘清的三个问题和一个推论前提，犹如三个闲子，现在激活，得以发挥作用。
通过霍去病的几次河西战役，匈奴在甘肃及河西地区的诸王们死的死（如折兰王、休屠王）降的降（浑邪王），匈奴势力是退到了漠北，漠南地区确实再无匈奴王庭。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汉武帝北京那治疗白癜风好早期白癜风能根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