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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不释卷，足行万里——李孝聪教授考察记》，《中国人文田野》第六辑，巴蜀书社，年9月，2-15页。

手不释卷、足行万里

——李孝聪教授考察记（下）

成一农

李孝聪与韩茂莉带北大学生考察老北京寺庙

三、考察与研究相结合

田野考察不同于旅游，是带有学术目的、有针对性的野外探查，而且自民国至今，田野考察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一直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特色之一。综观李孝聪师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活动，其所做出的重要创获，大都与其田野考察活动密不可分，下面试举其中几方面进行介绍。

1、关于北京的研究

北京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是李孝聪师早年的研究重点之一，在参加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以及在中国、荷兰、法国文化合作项目中主持《北京寺庙分布与民间社会的研究》期间，他对北京城内寺庙与会馆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北京城的会馆和寺庙，虽然前人已经进行了一些研究，但一直缺乏全面的文献整理以及实地调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子文献还不像今天那样普及，李孝聪师在尽量全面摘录各种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制作了北京寺庙的数据库，其中收录的寺庙多达多座，远远超过了之前各种关于北京寺庙的调查集、资料集中收录的数量。文献中记载的只是历史上的情况，并不能在现代城市地图中进行定位，也无法得知当前的情况和寺庙的具体选址。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李孝聪师以文献为线索，逐条胡同的实地考察文献中记录的寺庙，拍摄了大量照片，并且将调查结果绘制成地图。对于会馆，他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工作。不过遗憾的是其编制的北京内外城寺庙分布图和数据库一直未能出版。虽然当前电子版文献已经普及，但随着本世纪城市改造的推进，李孝聪教授当年的调查资料和拍摄的照片在今天也已经成为了“文献”，如果今后这些资料能得以出版的话，必将有利于这方面研究的推进。

记得我当年刚师从于李孝聪师的时候，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跟随他进行北京寺庙的野外调查，从中学会了很多实用方法，比如如何区分官方建筑和民间建筑，如何与不同性格的当地居民交谈并“诱导”他们说出你所希望的与研究有关的内容，如何通过城市或乡村天际线中的高大乔木来迅速找到疑似的大型古旧宅院、寺庙和衙署等等。

年李孝聪在西藏羊卓雍湖

2、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

通过田野考察确定一些文献记载模糊甚至缺漏的城址的位置是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最为基本的方法和内容之一，毋庸置疑，李孝聪师在这方面成果颇丰。如早年他注意到《中国历史地图集》旧版第六册中将宋、金时期会川城的城址画在黄土塬上，当时李孝聪师认为这似乎完全不符合城址选择的缘由，从“会川城”名称来分析，也应当是位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经过实地考察他确认了自己的观点，并向谭其骧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谭先生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新版中按照他的意见进行了修订。下面再以年“明清舆图表现的甘肃、青海地区古代交通道路”田野学术考察中的两例予以说明：

文献记载，北宋政和五年（）熙河兰湟经略安抚使童贯遣熙河路都总管刘法出湟州败夏人于古骨龙城，随之在大通河流域收复和修建了一些堡寨，其中级别最高的就是震武城（震武军），但对这一堡寨具体位置的记载则非常模糊，因此迄今未能确指，《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亦未标明。李孝聪师经过在这一地区的考察，提出：从城垣规模看，如果级别与城址规模相当，克图故城最大，又据史料载“震武在山峡中，熙秦两路不能饷”，克图故城址适在大通河入山之浩门峡西口与克图沟南口相交汇处，以地形度之，确实在在山峡中，符合兵要控扼之原则，应是震武城。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六册中将唐宋时期的军城（宣威军和宣威城）绘制于北川河的东岸，但李孝聪师在考察中发现北川河从大通县故城经大通县城（桥头镇）至长宁堡的河道，受两岸山体的约束，长期以侵蚀东岸，西岸堆积为主，因此古代道路、古城址和年代较久的村寨大多分布在北川河西岸的阶地上，今天的公路已经转移的河东，而东岸的村落多在黄土梁上，公路沿线村镇稀少，因此唐宋时期的城址也应当位于河流的西岸。经过进一步的考察，他认为大通县城南新城乡下庙村小石山南的古城址应当就是宣威故城。

年10月31日李孝聪在城市文化遗址保护会议上发言

上述这种对于古代城址位置的判断还都属于具体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是李孝聪师往往可以从田野考察中归纳出一些城市形态和城市选址规律性的认识，而这些规律性的认识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田野考察都具有指导意义。

如李孝聪师年发表的《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提出了众多至今依然被大量引用的观点，其中有不少是基于实地考察而得出的，如考察中李孝聪师在虹县发现当时城内的行车干道低于周围路面，但按照常理古城中交通干道由于多次反复修筑一般会高于周围地面，这一反常的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进一步考察，他判断出这一行车干道应当就是当年运河的痕迹。他还发现虹县城内与这条主干道相交的道路都很短，由此城市形态呈狭长型。而且这两种现象或多或少的存在于很多运河沿线的城市中，经过分析他进一步得出以下规律性的结论，“骑河筑城，城内行船，濠河相通的结构可能是汴河城市的显著特点……受运河流向和水运码头机制的影响，汴河城市沿运河走向的横轴拉得很长，而城市纵深相对很短。上述特点也影响了汴河故道上的村镇聚落……”这一结论除了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还可以作为野外考察中分析聚落形态成因以及复原古代交通路线的依据，即如果发现某些村落或者城市存在一条较长的横街和大量较短的纵街，即使目前交通线不由这些聚落中经过，但也应当意识到这些聚落在过去可能曾经是（水、陆）主干道行经之地。

年罗丰李孝聪荣新江在宁夏

《公元十—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和《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两文中的很多观点也都来源于李孝聪师的田野考察，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定州城址建在滱水南岸原因的探讨。城址建在河流的某一侧或夹河而建大都与交通线的主要方向以及中原—边地的位置有关，但定州城址位于河流南岸的原因则无法从这两点中得出判断。带着这一疑问，李孝聪师在进行考察准备时发现，从卫星照片上能清楚地看到定州城北是一片呈白色条带的古河道痕迹，以此为线索他根据地质方面的知识判断受北东向太行山山前断裂带的影响，全新世以来河流的主河道在脱离太行山山前丘陵地时会发生向北东方向的折转，受这股力量的趋迫，定州城北的唐河（即滱水）逐渐向北迁徙，因此只有将城建在河流南岸才能避免水患。此后的文献考证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结论。而且推而广之，太行山东麓很多古代城址的选址都有着类似的特点。

当然受到篇幅限制，无法一一介绍李孝聪师基于田野考察在城市历史地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不过在这里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他提出的对于田野考察时判断古代城址的成因和形态具有指导意义的一些经验、方法：在分析交通线上聚落的选址时要考虑到当时的交通驿程和每日行程；注意自然地貌过渡带对城市选址的影响；运河上重要桥梁或者码头的位置，也就是交通路线的节点往往会形成城市；运河上的桥梁和渡口对附近城市具有吸引力，有时会造成城址迁移；某些现代城市中街道格局的变化，代表着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考察时注意带有地标性的地名、注意观察地形的变化都有助于复原不同时期城址的范围和寻找城市的起源点；某些现代大型建筑前存在的丁字形街道框架，可能标志着这一大型建筑之前曾经是古代重要的官方建筑；注意城市中不同时期建筑的地域分布范围有时可以大致复原出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

李孝聪陪同美国韩书瑞教授考察北京城庙宇

不仅如此，李孝聪师利用在海外，尤其是在欧洲搜集、研究古地图的机会，对大量欧洲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通过长期考察和文献研读，他总结出了一些欧洲城市选址和布局的特点，如：中世纪，由于蛮族入侵，欧洲罗马时期的城市大部分衰落，新建的少数城市大都是军事控御的据点，因此当时修建的大部分城堡都位于地势较高具有一定军事防御优势山丘之上，而且往往都控制着交通要道；中世纪以来的很多教堂或修建于多条道路的交汇处，或位于T型道路的顶端，这或因为便于信教者前往教堂，或因为修建教堂后，教徒不断往来从而形成道路；文艺复兴以来，随着攻城技术手段的进步，城市防御设施也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体量巨大的棱堡，而这些棱堡拆除后有时会影响后来的街道格局；很多老城区的环形大道或者绿荫环城步行道通常是古代城墙的位置；某些城市中历史悠久的广场通常是中世纪以来在城堡之下扩展出的老城区的核心等等。因此，在考察时注意街道格局的变化，教堂、城堡和广场的位置，就能大致复原出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古代的交通线等。基于此，李孝聪师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外比较城市史研究”的通识课由于形象生动且讲授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因此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评，甚至有学生以他总结的这些经验作为欧洲城市旅游的指南。

年7月2日李孝聪考察葡萄牙Evora古城罗马神殿

3、区域地理

李孝聪师在教学中一直强调历史地理研究中区域的重要性，强调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分析范畴，并在其编写的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的前言中提出了中国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些理论认识。在具体研究中，李孝聪师一直强调要将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与历史区域地理的研究结合起来，由此来阐释区域间城市形态及其演变的差异，同时由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来反映区域自身的发展变化和特点，并且试图以边缘地带的城市为这一研究的突破点。以此为出发点，近年来他组织了多次边缘地带的考察，如年“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学术考察、年“明清舆图表现的甘肃、青海地区古代交通道路”田野学术考察、同年的“明清舆图上的甘肃、青海、四川接界地区古代交通道路”田野学术考察等等。以这些考察获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其所指导的博硕士生毕业论文大都以边缘地带的城市为题，其目的是希望勾勒出中国历史上边缘地带城市选址、分布以及城市形态变化的特征，并与中原地区的城市进行比较，同时反映边缘地带的区域开发过程。

年考察秦长城

4、对现实问题的关怀

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是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这方面李孝聪师基于田野考察也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年8月7日夜，甘肃省舟曲县城东侧的三眼沟、罗家峪沟发生特大泥石流，吞没了沟两侧和沟口的大片房屋建筑，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李孝聪师曾于灾害发生的前一年率领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考察队路过舟曲县城，对舟曲县的选址做过实地考察。当时他就发现三眼沟口因堆积许多碎石和卵石，道路已经崎岖不平，显然属于冲积扇缘的堆积物，而且是常态多发性；对舟曲老城进行考察时发现，老城选址在白水北岸的阶地上，地势较高，东城垣也没有横跨三眼沟，显然明代营建西固城军民守御千户所城时考虑到军事防御与防备洪水的两重因素，因而这次泥石流灾害对舟曲老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或影响。灾害发生后，他就提出“舟曲自然灾害的发生，有其自然的规律和历史带来的滞后影响，但是新建城区选址不当，却是人为的失策，本是可以避免的”。

年，松花江大水，吉林市松花江南岸不少濒临松花江而新建的“水景房”被淹。李孝聪师根据往年对吉林市的考察并结合古地图提出：今天的吉林老城兴建于康熙十二年（），依托北山和炮台山山前缓坡而建，虽然旧城南临江，以保证松花江码头的水运功能，但因地势比较高，又是受松花江冲刷的凹岸，城市受洪水影响不大；光绪三十一年（）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吉林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居住，在吉林省城的东城墙外边自开商埠。吉林城东商埠地的地势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松花江从西向东流经吉林老城以后，向东南偏转，绕过新商埠地以后，再折而向北流去，在商埠地东边淤出大片江滩，说明新商埠地也选择地势相对较高的东门外开辟，受松花江洪水湮没的机率不是很高；而这次受到水害影响的松花江南岸直至年还保持有大面积的河滩地，显然这一带的地势相对北岸要低一些，属于松花江洪水期经常要淹没的地段，本不该进行房地产开发，而应当留给松花江作为洪水自然宣泄之地，因此年吉林市的大水依然是“新建城区选址不当，却是人为的失策，本是可以避免的”。

根据这些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李孝聪师在很多场合都呼吁在未来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和城镇化过程中，应当